从岘山摩崖判读襄阳历史文化

襄阳城 · 发表于 2010-2-3 11: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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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程九万诗并记》的岘石。李俊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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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记录岘石上的碑文。马军摄
　　李俊勇
　　岘山诸峰是襄阳古城南部的天然屏障，是构成“铁打的襄阳”不可或缺的元素。山上现存许多前人留下的摩崖石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南宋庆元三年的“程九万诗并记”便是其中之一。
　　位于襄阳城南约3公里的癞毒冲南、岘山北麓有一座岘石寺。据考证，这里也是西晋镇南大将军羊祜游憩之地和第一块堕泪碑所在地。这是一个幽静的所在，洞、寺、亭、碑(石刻)相邻，山不高而秀，路不远而幽。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气息浓厚。“程九万诗并记”在蘑菇状“岘石”背后面南的后壁，系凿平石壁而后勒石成文。碑文略呈方形，计167字，阙六字。其文为(□为缺字)：
　　□□山旧有阳广洞、壶天阁，戎帅新加葺修，复搜抉两旁岩穴之秀，为栖霞，为啸月，为琴几、棋台，尽发兹山之秘。既成，约漕及余来观，相与叹赏久之，但恨未能引泉耳。戎帅欲余著语，因成五十六字，附行记，并题厓壁。帅守池阳程九万鹏飞书。漕桐乡朱致知仲格，戎帅河阳赵淳清老□。时庆元丁巳端午日。其诗曰：苍厓绝顶俯晴川，佳处潜开小洞天。琴几棋台谁是伴，霞栖月啸恍如仙。凿山见骨雅多石，巡涧□□盍引泉？留取摩厓今始□，勒铭他日似燕然。
　　勒石时间为庆元丁巳端午日(公元1197年农历五月初五)，距今800余年。尽管南北均有巨石遮挡，但由于裸露在外，风雨剥蚀，文字早已漫漶不清，六字完失。所幸余文尚能表达作者全意。
　　序文部分记述了京西南路安抚使兼襄阳知府程九万(字鹏飞，池阳即今安徽贵池人)为文作诗的缘由。驻兵襄阳的鄂州都统赵淳(字清老，河阳即今河南孟州人)修葺岘山后，邀请程九万及京西南路转运使朱致知(字仲格，桐乡即今浙江嘉兴桐乡市人)共赏岘山美景。宋代官制历来“重文轻武”。尽管地方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故贵为南宋三大招抚使之一的“戎帅”赵淳特请襄阳军政首领程九万赋诗题词。
　　关于阳广洞，南宋禅宗典籍籍《天圣广灯录》卷23临济宗语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如何是延庆境？师云：阳广洞居方丈北，道安岩向食厨东。进云：如何是境中人？师云：凤林关下往来者，岘山亭上任看碑。”可见阳广洞为佛教临济宗洞窟。而壶天阁则是道教建筑。《云笈七签》卷28载：“(施存)学大丹之道……后遇张申为云台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内，自号‘壶天’，人谓曰‘壶公’。”唐代李商隐《题道静院》有“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句，张乔《古观》也有“洞水流花草，壶天闭雪春”句。可见壶天阁是道徒修炼成仙的理想居所。
　　赵淳在修葺佛洞道阁后，又在两旁搜求选择了两处怪石分别题为“栖霞”、“啸月”，在下部平缓处放置两处石块，用于抚琴或者对弈。佛音在耳，仙风拂面，苍岩高耸，洞天潜开。面对如此美景意境，三位要员“相与叹赏久之”。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由于山高涧深，没能将泉水引入此地(但恨未能引泉耳)。
　　诗文为七律，用词凝炼，对仗工稳。前四句着意刻画岘山的典型景物。首联“苍厓绝顶俯晴川，佳处潜开小洞天”描写怪石耸立、曲径通幽的自然景观。苍厓即今岘石。诗、记均未提“岘石”二字，由此可见“岘石”的命名及书丹当在南宋之后。颔联“琴几棋台谁是伴，霞栖月啸恍如仙”则是对赵淳所制几处人工景观的赞美与感慨，琴棋相伴、佛道同在，友人雅聚，悠哉游哉。颈联“凿山见骨雅多石，巡涧(缺二字)盍引泉？”当是对赵淳修葺岘山的总体评价，有劳有获，且喜且憾。从前六句看，诗文歌景颂势，完全感觉是一幅文武大员游历名山大川描绘的岘山美景图，读来甚至有点腐败官员游山嬉水、玩物丧志的感觉。
　　尾联“留取摩厓今始(缺)，勒铭他日似燕然”笔锋突转，道出天机。诗句看似平淡，“勒铭他日似燕然”却是气势恢宏，恰如石破天惊，发聋振聩，每一个字都散发出浓烈的悲情和豪迈的气势。全诗的落笔之处正是全诗的精华所在。
　　要理解尾联的含义，得从“燕然勒铭”说起。据《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记载：“(窦宪)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窦宪被任命为车骑将军，与副将征西将军耿秉率八千汉家骑兵、归附汉廷的八千羌胡骑兵出征。再加上南匈奴的二万骑兵，三路分袭，当年围歼北匈奴主力于稽落山(今蒙古境内)。次年，窦宪又率军夺取伊吾城(今新疆哈密以西)，北匈奴至此崩溃，单于远逃，汉军直追击至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匈奴军一万三千多人，获牲畜百余万头，周围部落归降汉室共八十一部计二十余万人。此时汉军已经出塞三千余里，国土更广，遂命中护军班固作颂，刻铭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以纪汉威德，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是为“燕然勒功”。
　　汉代以后，“燕然勒功”成为中原将士收复疆土、建功立业的代名词，并作为一个典故经常被后世文人引用。如唐代王维《使至塞上》：“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李白的《长相思二首之二》：“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陈子昂《送魏大从军》：“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皇甫冉《春思》：“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返旆勒燕然”；宋代范仲淹《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韩元吉《水调歌头(席上次韵王德和)》：“少年期，功名事，觅燕然。”明代杨光远《红门雪望》：“儒生追忆燕然事，昭代和戎迈古今”也用了此典。
　　程九万“留取摩厓今始(缺)，勒铭他日似燕然”更是直白的表达了襄阳军民同仇敌忾、守土复疆的勇气和决心。
　　同汉唐比，宋代从建朝起就不是一个统一王朝。两宋时期，中国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北有辽、金、蒙古，宋只是当时的一个割据政权，即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公元1127年“靖康之乱”后，宋朝地位更是每况愈下，直至沦为附属国。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订立和约。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隆兴二年(1164年)，南宋与金订立的第二个屈辱和约。和约规定：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为侄叔关系；宋、金之间仍维持绍兴和议后的旧疆；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为“岁币”，银绢由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宋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两州给金。隆兴和议之后，宋以惨重的代价换来了四十多年的短暂和平和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河山破碎，大敌虎视。这便是庆元三年(1197年)程九万们勒石明志时华夏大地的军政要势。
　　南宋与金、蒙长期对峙与争斗中，自东向西逐步形成江淮、荆襄、川陕三大防区。中线的荆襄防区包含以鄂州为中心的荆湖北路、以襄阳为中心的京西南路，是作为长江中游的军事防御区。绍兴和议约定宋金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后，位于中线的襄樊地区便成为南宋防守金人入侵的最前哨，换言之，作为南宋京西南路治所的襄阳已经成为宋金南北对峙时的北方边城，南北交锋随时可能在这里发生。正如后世学者说：“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么，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时人也如此论述：“守蜀当以守为守，守淮当以战为战，守襄阳如守淮，守荆湖如守蜀”。为此，南宋政府十分重视襄阳的经营。程九万、赵淳以及朱致知们便是这一时期南宋政府经营襄阳的代理人。这是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战争和敌对仍是那个时期的主题，一些边境的小冲突时有发生。看似和平的大势下仍旧黑云压城、剑拔弩张，这便是程九万们勒石明志时的所处的襄阳小环境。《宋史》卷97《河渠志七》载：“庆元二年，襄阳守臣程九万言：募人修作邓城永丰堰，可防金人冲突之患，且为农田灌溉之利。”这段史料颇有些耐人寻味。兴修一个水利工程，军事目的居然高于农业，可见襄阳地区的最高统帅们在相对和平时期也是处在如履薄冰的焦虑中。他们所能做的，唯有牢记国耻，备战备荒。
　　时间，爱国诗人屈子投江纪念日；地点：镇南大将军羊祜堕泪碑旧址。特殊的地点、特别的日子，一定也是一个做出宏图大略的决定的日子。可以想象，这些国难之际的封疆大吏们聚会于此，绝不是为了附庸风雅，吟风弄月，也不是为了推杯换盏，闲度时日，而是为了商讨军政要事，共立精忠报国的大志。从“留取摩厓今始(缺)，勒铭他日似燕然”的字里行间，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程九万们时时处在揪心的压力中，屈辱的心态、复仇的怒火，结束任人宰割的雄心，收拾旧山河的壮志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心中交织一起。我们更是读出了他们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守土复疆的使命感。整首诗也许没有岳武穆《满江红》那么慷慨激昂，气壮山河，但“留取摩厓今始(缺)，勒铭他日似燕然”绝对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有异曲同工之旨趣。
　　值得一提的是，勒石明志九年后的开禧二年(1206年)，一直驻守襄阳、已被朝廷任命为京西北路招抚使兼襄阳知府的赵淳上演了一出惊天动地孤守襄阳的惨剧。因为等得那么久，对金寇的仇结的又是那么深，所以如此义无反顾，所以如此惨烈。可惜的是，正史居然对这次战役基本无载，一个堪称民族英雄的将领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
　　这块摩崖石刻在美丽的岘山一隅静静地保留了800余年，诗中提到的苍厓、小洞天、阳广洞、啸月台、栖霞石均在。如今，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为岘山增添了独特的人文景观，为襄樊人缅怀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也为弥补正史不足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资料。
　　另有必要说明的是，光绪《襄阳府志》“霞栖月啸”作“霞栖啸月”，淳作纯;《襄阳四略》淳作纯，《湖北旧事》亦从之，皆误。为避免以讹传讹，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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