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出土的铜羽人与楚地巫术
<p><img src="http://xfrb.hj.cn/20100114/RB011408_4.jpg"></p><p>2008年襄樊内环西路考古出土的铜羽人，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三国羽人像。 记者 安富斌 摄</p>
<p><img src="http://xfrb.hj.cn/20100114/RB011408_5.jpg"></p>
<p>二○○八年十一月，襄樊长虹路菜越墓地一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出土的一件模型陶楼，其院落大门和小门上共浮雕五个羽人，除发型装饰不同之外，与铜羽人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p>
<p>记者安富斌摄</p>
<p> 陈千万</p>
<p> 2008年襄樊内环西路考古出土的铜羽人，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三国羽人像。其臂生羽毛，颈、腕带佛珠，形象地再现了东、西方“巫”、“佛”文化的融合，既是三国楚地巫术文化发展演变的结果，又是三国襄樊中上层社会佛教流行的见证，也是目前佛珠传入我国唯一最早的物证。</p>
<p> 铜羽人出土于襄樊市樊城区王寨居委会贾巷自然村的一座砖室墓中，为青铜质实体。从整体上看，其身体微下蹬且前倾，动作似为用力向前飞奔状。</p>
<p> 铜羽人的铸造、加工，或因体量小而显得简单且不甚精细。其双腋下各铸一个前后对穿的圆孔，应为系绳所用；背面无纹饰、欠光滑；两侧尚可见一条铸造的纵向范缝痕迹，可以断定该羽人为双面合范浇铸而成。其浇、冒口可能在足底，只是已磨平，看不到痕迹。其铸造使用年代因缺乏相关的类型作比较而不可详考，只能依据出土该羽人的墓葬年代推定其大致在三国时期。</p>
<p> 铜羽人的功能性质应与楚地巫术密切相关。三国羽人当是战国楚羽人及汉羽人的继承和发展。学界一般认为楚羽人乃楚巫术“引魂升天”的产物。《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云：“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曰：“羽人，飞仙也”。可见羽人即飞仙。古人以为灵魂不死，并想象出飞仙这种能够引导人的灵魂升天、使人长生不老的神。古文献中有诸多关于楚俗尚巫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楚地之民“信巫鬼，重淫祀”等等，此不赘述。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两方面来看，引魂升天以及招魂、避邪等巫术之风自战国盛于楚，并对后世楚地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p>
<p> 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最早的羽人，是江西新干商代大墓中的玉雕羽人，说明羽人的出现至迟在商代。有学者考证，灵魂升天的观念虽炽于商代，然商人的观念是人死后灵魂直接升于神界，及至周代观念发生变化，灵魂不再能够直接升于神界，才需要“招魂”、“引魂”。因此，商羽人当与“引魂升天”无关。新干商羽人乃人鸟复合体，学术界普遍认为与古代神话传说和鸟图腾崇拜有关，或以为是先越民族的鸟图腾，或以为苗民的祖先神驩头雕像。</p>
<p> 目前尚未见到西周的羽人形象。自战国以降，因楚国“引魂升天”等巫术盛行，羽人形象也就逐渐多了起来。楚人为什么会创造出这种人鸟复合体作为引魂升天的飞仙，大概与鸟鹰的腾飞功能、楚人对凤鸟的崇拜等有关。从楚羽人的人鸟复合体与江西新干商代羽人具有相同的特征来看，也有可能是周代的楚人，接受了商羽人形象为基础，创造出“引魂升天”的人鸟复合体羽人形象。</p>
<p> 据《三国志》等文献记载，三国时代巫术依然炽盛。但三国的羽人形象，却未曾见过。本次襄樊出土的这件铜羽人，是三国羽人的首次发现。该羽人与汉羽人特点相同，已脱胚于战国楚羽人的人鸟复合体，是双臂生羽的人首人身形象。其虽不是楚人的作品，却有深刻的楚文化印记，是楚地宗教意识、巫术观念发展演变的产物，是楚、汉文化的传承。这个铜羽人可能是挂在死者的颈部或胸前，目的是帮助引导亡灵升天的。其后在樊城三国墓出土的模型陶楼门上发现的俘雕羽人像，也与该羽人具有同样的功能性质。其模型陶楼是供死者亡灵享用的，在陶楼庭院门上浮雕羽人像，目的就是引导亡灵升天，冀以达到天国乐土，永享幸福。</p>
<p> 为弄清铜羽人的功能性质，我们把这个小小羽人拍照放大进行观察，令人惊奇的是羽人颈部和手腕上佩带的串珠清晰可见，尤其是颈部串珠的颗粒大而圆，与后世佛像和高僧身上佩带的佛珠非常一致。这会不会就是佛珠？如果是，那么这个铜羽人又同时具有佛像的性质，应是佛像传入楚地与巫术文化结合的产物；如果不是，这个三国铜羽人佩带串珠应作何解释？为此，我们通过网络请北京大学张保胜先生指教，张先生在观察照片后不仅明确回答铜羽人所佩带的串珠就是佛珠，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这个羽人应是一个女性，其外突的生殖器，呈三角外突的状态，非男性的阴根，而是女性生殖器。这种对女性生殖器的夸张，源于印度佛教的生殖巫术及原始农业巫术。</p>
<p> 因此，弄清这件铜羽人的性质还必须涉及到佛像及佛珠入楚的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我国的初始年代是在两汉之际，东汉中晚期揭开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序幕。《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载，后汉末年，江淮一带佛教大盛。灵帝中平六年(189年)，黄巾起义再次爆发，丹阳人槃融投奔徐州牧陶谦，被任命为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粮监督，他利用其职权取得的钱财用于建造可容三千余人的佛寺，“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由此可见，至迟在2世纪末叶，佛教已早入江淮之地，且已出现了镀金铜佛像。</p>
<p>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我国内地至迟在汉末或三国，已有佛教造像。如河北石家庄北宋村二号汉墓出土的两尊铜佛像，其年代为后汉至魏晋。山东沂南北寨村发现的画像石墓，画像中有几幅图像受佛教影响，即头部有佛光，其年代为后汉灵帝末年至献帝初年。安徽当涂县塔桥村出土2件青铜三足承盘香熏(与东汉延喜四年铭文弩机同出)上“造有背光、‘白毫相’的跏趺坐式的僧人”。马鞍山东苑小区M6出土的红陶魂瓶残片上堆塑一尊佛像，双目紧闭，盘腿拱坐，双手交叉于胸前，胸前有佛珠状物若干，其时代为东吴晚期。</p>
<p> 襄樊地区的佛教兴起，理应相对较早。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创始人、东晋佛教高僧释道安，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开始在襄阳(即今襄樊)讲经传道、著书立说、弘扬佛教15年，从而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他之所以选定襄樊作基地，除因襄樊区位优越及与名人习凿齿的关系之外，襄樊接受佛教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无疑是更重要的原因。汉末乱世，中原烽火连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荆楚之地则在荆州牧刘表治理下，数十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当时的荆州首府襄樊，虽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却已逐渐形成全国的文化中心，其佛教的传播理应炽于其它区域。及至东晋释道安选择弘扬佛教的基地时，襄樊已是佛教传播较早、基础较深厚的区域而成为首选之地。本次襄樊出土三国时期佩带佛珠的铜羽人，当与三国时期襄樊佛教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p>
<p> (作者单位：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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